若望孟高维诺于一二四七年生于意大利一座名叫孟高维诺的城镇。年十九岁时，在方济刚刚去世四十年之后，他也进入了方济修会。他誓发圣愿之后，提前晋升铎品，开始在学问、圣德及传教热火上突飞猛进。一二八九年，当他在东方从事北蒙古人、聂斯脱理教人土、雅各伯裂教派人士、乔治亚人及其他邪教人士的归化工作之后，亚美尼亚以该地国王陶尼二世（Aithonis II ）特使的身份，前往拜见教宗尼各老四世，目的是为东方民族向教宗求特恩、扶助，为使那里的民族获得救援。于同一年他又以教宗尼各老四世特使的身份，带着致该区不同国王的许多介绍信件，又重新回到东方，更继续踏上远赴中国传教的征途。当时由于许多方济会士皆具有传教的巨大热火，为数不少的人请求并获得了跟随孟氏远行传教的准许……只有若望孟高维诺独自一人，于一二九三到一二九四年间到达波斯的帖兀力思城，由那里转往印度，再赴巨大中华帝国的首都北京，当时称作汗巴里。在那里受到蒙古皇帝友谊且热情的接待，因为视其为教宗的特使。女士们皇帝虽然未能领洗入教，然却对孟氏恩礼有加，在疑难之中视孟氏为最为忠信可靠的策谋人员。就这样满怀热火的孟氏，工作愈来愈多，而所得的效果也非常的宏伟巨大。在他到达北京的第一年，就将一位信仰景孝物欠叫阔里吉思的皇帝汪古地区的藩属国王化进入天主教会。也正是为了这个缘故，孟高维诺遭受了邪教人很多的迫害折磨，甚至生命的危险，但孟氏将这一切以大无畏的精神加以克服，而化险为夷。
十五年之后，基督教会，在中华帝国版图内得到如此巨大的发展致使教宗克肋孟五世决定将孟高维诺提升为总主教，同时为整个远东的宗主教，且在他的属下安排了七个由方济会士中选出来的主教。终于在这位充满宗徒热火的传教士，在那辽阔巨大的上主田园中，日以继夜地劳苦工作了三四十年之后，于一三二八年与世长辞，去领天上永远赏报去了。当时的许多人民，不论是教友与否，无不对他的去世而痛哭流泪，且视他为德超众的伟人。
若望.孟高维诺是来到中国的第一位天主教传教士，第一位北京总主教，同时是东方第一且惟一的一位宗主教。
他出生的年代正是亚欧两大陆战火连天的时日。
在中国，元太祖铁木真成吉思汗，于一二零九统一蒙古之后，东征西讨，连高度文明的大宋被他征服了，实现了中国的又一次大统一。成吉思汗死后，他的儿子窝阔台子随父志，开疆扩土，率领大军北越伏尔加河攻占了有小苏联之称的基辅（Kien），直逼波兰，到达德国的史肋西亚（Schcesia），进一步越过匈亚利直达南斯拉夫的达马提亚（Dalcatia），更南下意大利北的乌弟纳城（Udine）。正在大军战绩辉煌之时（1242年）元太宗架崩，蒙军急于安内而无暇对外，不得不暂们停战火。
与此同时欧洲所受的是元军与回民的双重夹击。自穆罕默德在六三二年去世之后，回民中的一支名叫萨拉森人（Saraceni）的民族（属阿拉伯民族）开始向外侵略。尤其是自萨拉森人的奥玛雅登（Omejaden）家族执政，及于六六一年在巴革达建都巩固攻占了埃及、巴基斯 坦、叙利亚、伊拉克、伊朗、阿富汗、库德斯坦（Kurdistand在土尔其），以及很快巴基斯坦和塔什干（Tadhkent在苏联）、撒玛尔罕（Samarkent在苏联）、和喀布尔（KABUL在阿富汗）等地区，都已在他的铁蹄蹂躏之下。西方则占据了整个北非洲之后，又向西班牙入侵。也只有在西班牙才第一次遭到了天主教军人的反抗。开始竖立一道防卫回民的围墙。
后来回民对前往圣地朝圣的天主教徒进行迫害，于是天主教才组织了十字军。由于十字军人残酷的战争，在圣地回民区从事杀人放火的高压手段，这激起回民对天主教的仇恨。
结果，回民的势力起来越强盛十字军于一零九九年占领的圣地又被回民在一一八七年夺回，而十字军也彻底的失败。特别是在埃及出现了一批可怕的马末鲁克（Mamelukevn），他们是不择手段，甚至购买大批的土耳其贫穷儿童，将他们训练成敢死队，这支军队产生了巨大的效果。
此时我们中国的蒙古兵也不再是所向无敌的，也被回民阻止在叙利亚地区
他生于小康之家，父母有足够的能力将年青的他送往省都撒肋诺（Salerno）去读书。自一一零零年在那里就有一座著名的医学专科，而这普是青年若望所攻读的课程。按照当时的习惯人们以其出生地的地名标示他的姓名，称他为孟高维诺意即“乌鸦山”。
但是为久之后，这位青年学子转学至拿玻里（Napoli），因为在一二二四年费德利二世国王在那里修建了一座茂名的国立大学，这使得聪明能干的若望慕名而来。但这座大学的主要目的却是为造就政府的高级行政从员而设。他的同乡多玛斯阿奎纳 [1]（Thomas Aquinas）也是这座大学出身。他是举世闻名的伟大神学家。拿玻里是巨大的海港城市，四面八方的种种人群都不期而来，是个非常混杂居住的地方，据说有希腊人、意大利人、诺尔曼人（Normani）、德国人，还有法国人。而我们的青年若望孟高维诺正好是个颇负语言天才的人。这无形中给他一个刀的学慢外国语言的机全。这对他未来的工作将有莫大裨益。而大学内的活泼朝气也大大影响了他的一生，使他心胸开朗，放眼世界。
当孟高维诺从大学毕业以后，被录用为政府的官员，成了一座小城的判官，这也正是他家庭所希望的。
不过他没有忘记他在大学时与他志同道合的同学们的一次辩论。
年青人总是关注着世事的得失。当他们看到回民的势力在东方不断地加强扩展时，有的同学认为他们有一个大错误――没有和蒙古人联手去打回民。有人则反驳到――他们西方这样做是因为不愿和到处杀人放火的人联盟。而孟氏分析到西方人如今已厌恶打仗，但此时一向沉默不语的一位小安革劳（Angelo）却说到：“难道刀剑为天主教徒是正确的武器吗？我们的福音和生活见证不更胜于刀剑吗？利用这种武器，方济各和多明我会士正在东方与回教民众作着有效的斗争呢！可惜他们需要更多及更好的战士。”就这一句话影响了他的一生。
有一天，他依照当时的法律严历地惩罚了一个小偷之后，内心万分痛苦。下午他进了圣堂，正好有一个方济各会的马尔谷修士，在宣讲圣方济各的德言懿行。
马尔谷修士讲到圣方济各如何以基督在福音上的指示而生活，并把“你们到普天下，向万民宣讲福音”明明写入会规。圣方济各的话成了他们的一个使命――我的弟兄们，你们要分散到全世界去，向世人宣讲和平的论音。因此他们的兄弟每年都有成批的外出远行，去那遥远的地区宣讲福音。
孟氏听了马尔谷修士宣讲之后，当天晚上就迫不及待地去找马尔谷修士，并向他诉说了他的心声：他不单为本国的法律痛心――他刚刚将一个不足轻重的小偷处以死刑，为国家的权利和正义被动摇而痛心――自从费德利王三十三余年以来不断地与教宗斗争，且非法建立了继位人，直到法国的加路人被招入侵，而使局面大乱。他也为回民正在无度地扩张，且攻占了圣地，使教会在那里已无立足之地而着急。他觉得他有责任来保护教会，减轻由回民方面来的压力。
那天晚上他与马尔谷的促膝长谈，使他看清楚自己使命之所在。此后不久他就脱下皇家判官的长袍，而穿上了方济会的会衣，进了方济小兄弟会。
孟高维诺入会之的的第一位总会长是圣文都拉。在圣文都拉的领道之下，方济会的哲学和神学造诣可以说以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执当时之牛耳。
孟高维诺很快就表现出他的才华为在修会内出类拔萃的人物，因此在他晋铎之后，立即被任命为神学教授及讲道员。
但孟氏本人，既不愿获得博学之士的好评，也不愿具有成功的宣讲员的声望。他所希望的是作一位传教士。
但是当时总会长规定，除非那些才学圣德出众，经过考验的会士，是不准前往传教区工作的。如此孟高维诺等待了十年漫长的岁月之后，才如愿以偿地被许可，前往亚美尼西亚及波斯传教。
孟高维诺在柏施道（Bonagratia）任会长期间被准许前往传教区工作。这位会长有多年的在传教工作的经验，他很清楚当时工作的复杂性。
当时的派别多，有东正教，聂斯脱里派，再另上回民的及其不同的教派。自一二五八年以来，中国的元朝大军势如破竹地向西方进展，他们很快地征服了印度及叙利亚等地。由于那里人们的反回民宗教情感和蒙古人的宗教开放，使得那里的亚美尼西亚人，阿兰人等民族的人对蒙古人表示好感，而且出钱出力帮助蒙古人攻打回民。
在这种背景之下，他们的会长给了他们三个任务去完成。
一是坚强那个地区教友们的信德，不论他们是那个教派都要一视同仁地在宗教上帮助他们。
二是多关心蒙古人。他们也信惟一的真神，却不认识耶稣基督。在那里就是在信仰上同回民来争取他们。
三是由于当时回民的伦理教义比较简单及松懈，颇为迎合人们的心理，所以他们要在这一方面来尽力与回民对抗，削弱他们的力量。
这次东行是圣教会史上的次破天荒的创举――向欧洲外的地区打发传教士，就是欧洲教会也只是往拉丁民族的国家派传教士。
以孟高维诺为首的五位传教士，在教宗尼各老三世时代以圣座特使的名义前往波斯，拜见驻在那里的蒙古王大可汗，并向他呈送教宗的诏书。
他在那里工作了十年之久，也结识了许多好朋友，尤其是在小亚美尼西亚的昔瓦斯（Diwas），那里的国王是最敬重他的人。
就在那时，他的好朋友小亚美尼西亚的国王陶尼二世（Aithonis II ）请他作自己的特使前往拜见教宗尼各劳四世。
教宗在接见孟高维诺之前，他的私人秘书已经把有关孟氏的一切告诉给了他。这位教宗也是方济会的，同时是有名的传教教宗，他对孟产生了深厚的兴趣。因此，对孟氏作了仔细地询问。从孟氏的回答中，他更是对孟氏本人产生了好感和重视。他也发现这位传教士不但博学多闻，而且果决有力，不但性格坚强，而且充满传教热火，不但身体健壮，而且毅力特强，他具有远大的眼光，他是一位苦行僧追似的方济会士，却也是胸怀大志的伟大人物。
所以，教宗将派遣他以宗座特使的身份去中国，作为第三次努力。因为，一方面是元朝曾多次派特使要求教宗派遣传教士去中国，另一方面教宗在此之前也已经作了两次努力，但都半途而废。因为路途中的困难太过巨大无法克服。
我们的孟高维诺欣然地接受了使命。
教宗尼各老四世亲自写了三十封信函，这些是要在路上分发难各地政教长官们的文件，是证明他是教宗的特使。
孟高维诺带上信件从威尼斯上船往小亚西亚去了，从小亚西亚的埃而斯伦出发到波斯的首都帖兀力思，那里就是蒙古首长阿鲁浑（Argun）的所在地。
他于一二九零年到了帖兀力思，但是在这里需要逗留一年之久，然后才终于能上船开始奔赴中国的行程。
他在起程前，先后两次向一位意大利商人左鲁斯（方济会小兄弟们的朋友，又是在蒙古宫廷内长袖善舞的名人士）请教去中国的交通情况。他通过左氏的介绍知道：只有一条陆路可以到达北京，并且这条路如果正常的话即没有战争，一切顺利畅行的话，一队六十人的特使团，可以在五至六个月间，由帖兀力思到达北京（汗巴里）。
但如果遇上冬天下雪，或者夏天的大雨、风暴、洪水等，可能根本无法前进。当他和向左氏主教时，左氏还告诉他一个不好的消息：北京与帖兀力思城的通讯已中断数月之久。因为首先是中亚细亚的一些部落民族之间发生了战争，其次是撒拉森人（回民）的宗教领袖们在不娄鼓动人民，反抗元朝政府，也已开始到处在兴风作浪。
事实上也真如此，帖兀力思城的阿鲁浑可汗的一批使者，曾前往汗巴里，为自己的儿子迎娶一位皇家公主，这批使者偕同公主自汗巴里出以之后八个月，无法通行，只得而回。后来是马可波罗把那一问题给解决了：他用水路。
到一二九一年，孟氏才知到中国去的路途除了陆路之外，还有第二个可能性，就是假水路而行。当他一知道此消息后，就再一次去请教左氏，因为他要尽力去完成教宗托付给他的使命――将教宗的信件亲自交在元朝之手中。
在他还未找左氏以前，左氏就特地向由南方的印度才赶回来的商人打听过了。的确可以乘船前往中国。不过这是个既遥远又危险的路程。但孟氏毅然决然地走了这条路。他的信念就是：商人们所怕惧的事，一位传达宗教信仰的使者更不应惧怕，更应该什么都能因为受。
孟氏能从水路到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也可能正是这个奇迹使得他被人遗忘了十二年之久。一二九五年之后马可.波罗将公主送到了兀帖力思，由于他们离乡多年也想多知道一些家乡的事，就四处打听，因而找到了左鲁斯，而左氏向他打听若望孟高维诺的消息。马可波罗一听非常惊愕，因为那对于波罗氏来说那是不可能的事。他是刚从中国回来的，起程时他们拥有十四艘皇家大船，且船员都是训练有素的精良水手。但是当他们到达兀帖力思时只剩下旗舰一艘而已，其他的十三艘大船及七百名水手都已沉没海底。
我们的孟高维诺他只有两个朋友――意大利商人伯多禄（Peter of Lrcalongo）和多明我会士尼古拉（Nicolaus of Pistoia）。他们那所谓的船非但构造简陋且毫不坚固――因为根本没有用铁钉，而只是用绳索捆绑起来的木板，只要绳索一断，全船就立即覆没。所谓的船舵只是一片薄薄的木板，在大一点的风浪之下根本变无法控制全船的方向，只有顺风飘流，危险万分。
这样一个比较，我们不难想到他们三人路上吃了多少苦头，也不得不让人承认孟氏能到中国完全是天主的工作，绝非人力所能及的。
路线：意国――帖兀力思――印度――孟加拉――缅甸――马六甲――印尼――波罗洲――越南、高棉――中国――蛮子省（广州）－－刺桐(泉州) 。安全起见，他们一路都是沿着海岸前使。
在此途中，他们先到了印度，并在那里居留了有十三个月之久，在那里他的一个同伴道明会士尼古拉与世长辞，被埋葬在印度的圣多默宗徒的大教堂之内。
他同伯多禄于一二九四到一二九五年间到达中国，因为那时已是元成宗铁穆耳的时代。
孟高维诺晋见可汗时，虽然穿的极为简单――经过长途路跋涉的咖啡色长袍，也没有贵重的礼物，但他却得到了大汗的尊重，因为他是一个经数任大汗亲自不断邀请来的大使。
由于元朝宗教上开放，他们在那里有着很大的地位和自由。因为在朝廷里有他一个特殊的位子，而且这个位子高于其它一切宗教代表的。并且，他们还享受着很高的待遇――他们每年都有皇帝所赐的薪俸阿拉法（Alafa），这种待遇同王侯、官员、使节等人一样，就连他们所需东西，诸如居室、衣服宗教所需等，一切都不必担心，在那里他们只需要全心全意地为宗教而服务贡献。
他一离开帖兀力思，就和西方失去了联系，有十二年之久。他在西方已被认为死去了，和其他的传教士一样。那十二年里，没有见到一位同会弟兄或朋友，也没有收到一封信。
他在一三零五年，和一三零六年各写了一封信。他在两封信里提到他这十几年来已传教有三万人之多，但由于只是一个人孤军奋战，如今才五十八岁就年老力衰，头发斑白了。他在那里，虽然朝廷给了很大的自由，但是他却受到了景教人对他仇视。他在前五年曾被人诬告是国家的间谍，是一个假特使，真的特使被他给杀了等罪，只有商人伯多禄做生意五年后回到京城才为他解围。而且他没有教会更多的书，只有一本袖珍日课。他在灵性上除了天主外，没有别的帮助，他已有十一年没办神工了。
因此，他首先要求教宗能派一些有圣德的传教士来这里，和他一起工作，这里实在是，庄稼多工人少。他为还要求，传教士过来时能带上一些《对唱经集（Antiphnarirm）》、《圣人传记》、《升阶唱经集（Graduale）》和《圣咏集》各一本样本。
他的信一到西方，就引起人们的格外关注。特别是教宗克肋孟五世，他立即委托方济会的总会长在会中选出了七位富有生活经历、聪明、且具有圣德，又要精通圣经的学识的会士。教宗将那七位会士祝圣为主教，并派他们往中国去传教。教宗给了他们一个使命，就是一到中国就将孟高维诺以教宗的名义祝圣为北京的总主教，并为元朝大国及全东方的宗主教。
孟氏的权限达于整个东方和各城镇和地区，并且教宗把与自己同等的权柄给了他，他只要承认自己隶属于教宗权下，并由教宗接受“披肩Pallium”，就有权管理他教区的一切主教和教长，除非重大事件，不需要请求教宗。
教宗所祝圣的七位主教，只有三位到了中国，他们在那里完成了教宗所给的使命后，就在孟氏的权下为教会服务到他们生命的最后一刻。
孟氏他在中国服务了三十四年之久，于一三二八年寿终正寝，安息主怀，享年八十一岁。
他死后，人们以最隆重的仪式埋葬他。在举行葬礼的时候，来了许多的民众，有教友，也有外教人。那些外教人依照当地的风俗，为表示自己的悲伤，将衣服撕破，还剪了一小块主教的衣服带回家去作为纪念。教友们不断地到他的坟上去朝圣和冯吊。
若望孟高维诺是第一位将主的福音带到中国的传教士。他在中国的传教方法是超前的，特别体现在本地化上。
元朝虽然只有九十七年的历史 但它仍因宗教开放，经济贸易发达而有一时的顶盛繁荣。 当时在中国的北京、泉州等地有亚美尼亚人、阿兰人、波斯人、蒙人和汉人，所以孟高维诺在传教方法上就有独到之处。
他在行宗教礼仪时用的是西方的程序，但语言却是多种的，那要看对象而定。他将教堂的圣像用蒙文、波斯文、阿兰文、汉文，和教会官方语言拉丁语去作解释说明。
他还注意本地传教士的培养。他从一些大官人或大财主家将那些因贫困而被卖了的孩子赎回来，办了一个儿童学校。这些孩子的学校就当时皇宫的跟前他们每天用拉丁圣咏赞美天主时，皇帝会听得一清二楚。时不时皇帝会让这些孩子到他宫中朝廷咏唱。他想从他所收收养的这些孩子中留下本地的传教士。
自从孟氏他死后，教会在中国几乎是停止发展的，直到明朝耶稣会士的进入。这是历史所造成的。
一是当明朝一建立，汉人们的排外思想可以说是达到了顶峰。毕竟元朝是外民族统一的天下，汉人自始至终是反感的。所以明朝的皇帝一上台就先对元朝的一切进行全方位的否定与毁灭。孟氏当时所传的大多数是外国人及蒙人，也有很多是汉人，但他们在明朝也成了被排除的对象。所以只有一少数的汉人留在了中原。其他的人就连传教士也是跟着蒙人一同退到了中国的北部。
一是当时在小亚西亚和欧洲发生了黑死病，许多方济会士就在这次瘟疫的侵袭下丧生，没有足够的传教士能向东方进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