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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最近中国考古发现并参证历史文献，可以推断印度教及其前身婆罗门教传入中国大概有四条路线：①由印度科罗曼德耳海岸，经马六甲海峡、马来群岛到泉州、广州等海港；②由印度阿萨姆通过缅甸进入云南及西南各地;③丝绸之路,即经克什米尔、葱岭，沿天山南北两路，至阳关和玉门关；④由印度经过尼泊尔，越喜马拉雅山进入西藏的古道，这也是印度佛教直接传入西藏的路线。
根据《唐大和尚东征记》所载，在唐代，广州就已有印度教寺庙。而泉州的印度教寺庙则可能在北宋时建立。在泉州出土的文物中,可以见到大量的石制林伽,还有印度教主要神祇的石刻造像，雕像，如毗湿奴、湿婆、黑天、婆婆娣、吉祥天女、诃奴曼、迦楼那、人狮等。另外，有史诗《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和往世书神话中的浮雕，泰米尔语的铭文和菱形的石柱等。在新疆克孜尔和敦煌石窟可以见到印度教神话的壁画、神像等。可见印度教的几个主要教派都在中国有所传播。
在汉文、藏文的大藏经中，特别是密教部分保存着大量有关婆罗门教和印度教的史料。中国古代僧人、旅行家和使节去南亚、东南亚地区访问后所作的大量记录以及一些在印度已经失传，但在中国仍有译本保存的印度教经典和哲学著作，如自在黑的《金七十论》（真谛译）、慧月的《胜宗十句义论》（玄奘译）等，均可了解婆罗门教、印度教的发展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世纪，玄奘曾应东印度王尸鸠摩之请，将《道德经》译成梵语，在印度传播。中国的道教与印度教的密教有过交流的历史。印度密教经典《度母秘义经》、《摩诃支那功修法》、《风神咒坦多罗》、《须弥山坦多罗》等皆称密教修行法之一的“支那功”是向中国学习的。传说印度密教著名大师殊胜为了学习“支那功”而到中国。据泰米尔文密教文献,南印度密教的18位“成就者”（修行完成了的人）中有两位来自中国。他们的泰米尔语名字分别为博迦尔和普里巴尼。约在公元
3世纪在印度伽耶等地传播道教医学和古化学，写过禁咒、医术和炼丹术的著作，在印度化学史和密教史上都有一定的地位。道教和密教在修行的理论和实践方面颇多相同之处，如密教认为，世界是由男女和合而产生，道教也有阴阳抱合之说；道教和密教都重视精神和肉体的修炼，密教的修行法中有双身，道教则有合气之术；两者都从事内丹、外丹的修炼，道教认为是长命术，密教则认为是保持肉体的不朽之术。
印度教的瑜伽术大约在4世纪传入中国汉族地区,与佛教、道教的医学、武术以及民间的气功术都有过关系。传入藏族地区与本教和藏传佛教的某些修炼术结合后，又形成了一套藏密的瑜伽体系。中国佛教禅宗提出的修上乘禅，天台宗建立修行的六妙法门和净土宗所主张的念佛三昧，都受到印度瑜伽的影响。中国史籍中记录的健身术与印度瑜伽术有关的，有南北朝时流行的《易筋经》，唐代的天竺按摩法与宋代的婆罗门导引法。
在文化科学知识方面，婆罗门在执行祭祀，解释吠陀时建立和发展了很多被称为祭祀学的辅助学科，如天文学、语文学、音韵学、逻辑学（因明）、医学（医方明、寿论）、工艺学(工巧明)、数学（祭坛学）等。这些实用的科学知识传入中国并和中国文化相交流。例如瞿昙悉达在718年译出印度的历书“九执历”，并且编了一部《开元占经》。在隋唐时译出过多种算经、算法和《婆罗门诸仙药方》等。在语言文学方面，西藏译过梵语文法中最重要的经典著作《波弥尼经》和史诗《罗摩衍那》（节本）。汉译《杂宝藏经》卷一之“十奢王缘”(吉迦夜和昙曜于427年译出)和《六度集经》第四十六之“未名王生经” (康僧会于251年译出)是《罗摩衍那》较早的传说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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